【2018084·旅游人类学】刘朝晖丨文化景观带再生产:浙江古道休闲文化旅游研究-人类学乾坤

发布时间: 3年前 (2018-12-31)浏览: 105
【2018084·旅游人类学】刘朝晖丨文化景观带再生产:浙江古道休闲文化旅游研究-人类学乾坤

浙商古道之徽杭古道
来源丨百度图片

【作者简介】刘朝晖,湖南衡阳人,人类学博士,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农村社区、文化遗产、发展与现代化等。
【摘要】基于浙江省28条古道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选择3个典型案例,检讨当下古道旅游的景观再生产与商业开发之间存在的鸿沟。古道景观的再生产不能沿袭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再生产的“景点建设”,商业化运作亦不能沿袭传统的“门票经济”、住店购物、餐饮服务等模式。与西方崇尚基于个人主义式的自然旅游不同的是,当下始兴的古道休闲旅游要立足于梳理古道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以及对古道自然景观进行“文化解释”。古道休闲的商业价值应立足于古道“文化景观带”的建设及其相应的商业“价值链”的培育上,应当从市场培育、市场规划、市场开发、基础设施以及古道文化的再生产等五个方面,对古道休闲进行文化潜能的挖掘。
【关键词】古道休闲;自然景观;文化景观带;道路民族志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0-56页。
一、研究缘起
古道旅游是一种正在兴起的休闲方式,它与当代城市生活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譬如公共假日制度、经济收入的增加和修身养性的价值取向等。2000年以来,浙江古道的行走从原来驴友和背包客的“专利”,逐渐演变成为一般民众喜爱的休闲活动。2015年7月到12月,笔者组织了36人的调查团队,在浙江省的28条古道上行走。在古道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古道的“现代性”。当下所谓的古道实为“今道”,因为方志史籍中的“驿道、驿站、古桥和茶亭”等古道印记,如今只剩片段的、斑驳的残垣,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二是古道景观在于“人文”而非“自然”,所经之处尽管可以尽现自然的野性之美,但更多的是人类活动留下的古村落、古桥、茶亭、宗教建筑等人文景观。三是古道的“旅游化”现象。很多的古道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旅游开发,开发过程中出现一些现象亟须引起深度反思,譬如对古道沿线自然景观的“文化解释”,古道上的村落“空心化”,造成传统乡土文化无以为继;沿古道散布的古迹遗存日渐毁损;一些已经开发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古道,任意“制造历史”等现象,比比皆是。
浙江古道的行者多数来自浙江省内古道所在地的市县以及与浙江接壤的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民众,我们的随机访谈发现,他们选择走古道的动机是:亲近自然,锻炼身体,放松心情,追求新的休闲方式,增进亲情和社会关系智杞颗粒,以及从众、满足好奇心等。可见,浙江古道休闲与西方社会推崇的自然旅游如出一辙。一般认为,凡是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在那些没有“开发过”的自然环境里的旅游行为,称之为自然旅游(Saarinen警神, J.,2014)。如果自然旅游是发生在个人或特殊群体间的私人性行为,就无法直接转变为“商业价值”。“自然”若要作为商品并具有商业价值,必须要提供服务和经济交换等“附加值”,并使之在市场中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因此,“控制”或“利用”自然就成为使自然“商业化”的基本前提。吊诡的是,与西方社会自然旅游带来的蓬勃的商业市场相比,浙江古道休闲却呈现“叫好不叫座”的商业错位。即市场供给方与古道休闲者在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再生产及其消费上,存在较大的“商业鸿沟”,直接导致当前古道休闲市场低迷的窘境。
本文基于浙江省28条古道的实地调查基础上,选择3个典型案例作为分析和讨论的对象,从古道休闲的服务提供方(本地村民、旅游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视角,讨论如何在商业化框架下挖掘和开发古道休闲的文化潜能。具体来说,本文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个人、旅游企业和地方政府作为古道旅游市场的供给方,是如何再生产古道休闲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二是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与大众休闲需求之间的“商业鸿沟”在哪里;三是如何在历史文化记忆中探寻古道休闲的商机。
二、自然旅游与道路研究
西方对于野径旅游的研究中,普遍关注徒步旅行者的“动机”。西方主流的野径休闲研究概括起来有如下发现:野径旅游是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其爱好者大多是“自然主义者”,喜欢即时性的体验记忆和怀旧情结,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意志,(Melville Saayman, Armand Viljoen,2016)以及环保主义的行为选择等。相应地,自然旅游的商业价值建立在人们对自然野性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对特定目标人群的瞄准的基础之上,并因此建立了系统的市场价值体系,譬如户外用品市场(小到衣物、鞋帽、安全装备、小型户外饰物,大到房车、木屋建筑等),野径休闲的食品开发、纪念品的设计,以及公共节日和季节性路径规划、户外休闲文化活动的组织、环保志愿者组织的环境教育、专题性的学术研究会议和发表等。(Lusine Margaryan, Peter Fredman, 2017; Rannveig ólafsdóttir, Micael C.Runnstr?m, 2013)
中国的道路研究到最近才引起学界的关注。2006年以来,“路学”研究的首倡者,人类学家周永明对中国藏区道路(如汉藏公路)进行了持续的人类学研究,他首倡“路学研究”(Roadology)的概念,提出了“生物文化多样性框架”和引入生态学上的“弹持理论”(周永明,2010;2015)。另外,还有周恩宇对滇黔驿道的人类学研究(周恩宇,2014),罗德胤对“仙霞古道”的历史研究(罗德胤,2013),以及杨志强等人从民族史的视角对“黔滇古驿道”的研究(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2012)。这些研究立足于古道(道路)本体论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无论在学术价值还是方法论上的探索,无疑把“路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层次。比较而言,休闲和旅游视角的古道研究,尽管发表的研究成果迭出,但其理论批判和反思,以及提出诸多所谓的“开发策略”“开发思路”“市场定位”“旅游规划”“营销方式”等应用策略,要不就是沿袭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寻找中国的“经验事实”进行所谓的“实证分析”,要么就是“宏大叙事”式的价值循环论证,抑或“臆想”式的“自话自说”,这些研究不仅没有理论上的学术贡献,更不具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
浙江古道休闲的兴起,不仅仅是旅游企业的计划、策划和营销,更是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自觉参与的市场再生产的过程。它经历了“驴友探道—大众参与—政府/企业推动”三部曲。尽管相关利益方已经意识到了古道休闲可能蕴含的商业价值和市场潜力,但他们都陷入了“人气旺,财气弱”的窘境。当下,作为古道休闲的供给方和市场推手,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市场开发与古道休闲的参与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商业鸿沟”,即前者的商业规划与后者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行为之间存在鸿沟。因此,需要探寻一条符合古道休闲的价值定位和基本原则,才能走出古道休闲的商业化困境。在本文中,我们把关注的重点聚焦于古道休闲的供给方的实践行为和价值取向,分析他们在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再生产过程中,如何造成对古道文化的市场定位和商业开发策略的错位,从而导致古道休闲商业化策略的无力。
浙江古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古驿道、商旅古道、名人古道和乡野古道。本文选择28条古道中的月山古道、徽杭古道和苍岭古道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在旅游开发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类型价值。月山古道因古道上的月山古村而名。最初的月山古道行者都是探幽寻古的驴友同道,他们在网络上发布月山村的廊桥、民居、宗祠和宗教建筑,以及自然山水景观的照片和博文,使很多乡村旅游的爱好者慕名前往,由此带动了最初的月山古村旅游热。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但其最为“辉煌的”历史应该是近代以来活跃在江浙一带的徽商在此创造出来的商业奇迹。21世纪以降,代之而起的是古道休闲旅游的开发。苍岭古道是古代浙江婺州(今金华)、处州(丽水)通往括州(今台州)的交通要道,主要承担浙东海盐经浙中腹地,转运到安徽、江西等地,史称“婺括盐道”。1958年,浙江境内仙居县至缙云县之间的公路建成,苍岭古道逐渐丧失交通要道功能,如今成为深受户外旅行者喜爱的徒步旅行之路。
三、研究方法
在道路研究的方法论上,周永明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四结合”的方法,即“点”“线”结合、“动”“静”结合、“质”“量”结合和“史”“志”结合,以实现对道路的“线状”了解(周永明,2015)。赵旭东提出了“线索民族志”,主张从固定的“场所”民族志,转向以动态线索追踪人或物的移动轨迹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去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的整体宏观理解(赵旭东,2015)。笔者认为,与传统民族志聚焦于一个固定的“地点/场所”进行较长时间的以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为基础的田野调查不同的是,道路民族志探索的是一种以“路”为线索的“人/物的民族志”,包括村落、遗迹、构筑物、自然环境等以“物”为基础的物质样态,以及附着于此的各类民俗事项、故事传说、民间音乐、传统曲艺等以“人”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形式。因此,道路民族志可以视为一种“线索民族志”,它“循着人或物移动的轨迹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理解。这种理解的核心就是把人和物都放置到某个自然或人造环境的大背景之中,由此去追溯人行动的轨深国交迹”,从而实现“以人为中心的聚焦式的聚落思维外翻而转为以物或自然为线索而人居于其中并受制于物和自然的一种转变”(赵旭东,2015)。
道路民族志与乔治·马库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多点民族志”有本质上的不同。马库斯认为要在地方社会中发现宏大体系的现实,这要求研究者把自己置于世界体系中,放弃固定的田野点,而跟随人、物、隐喻、情节、故事(寓言)、生活史等事物,进而完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George E.Marcus,1995)。这种研究不仅仅同单一地点的民族志一样,建构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而且通过不同地点的关联来理解世界体系本身。不仅如此,“当民族志渐渐超越并且在这些定向合作资源的框架和地图中实际流动到其他位置时,它就成为多点了(乔治·马库斯,2011)”。可见,乔治·马库斯所谓的“多点民族志”追求的是人与物在“地域空间的关联性”,而道路民族志则是寻找人/物在时间维度上的“空间关联性”。直言之,以“时空关联性”为特征的道路民族志方法可以“见证”道路上的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
本文从道路民族志实践的视角,分析当下古道休闲旅游开发过程。具体来说,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梳理浙江省古道的官方和民间档案记录,涉及全省和地方性的史志文书,从中发现和摘录与当下所谓“古道”有关的历史记录,包括起始点、修筑的经过、沿途的驿站茶亭、流通的货物、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古道的历史演变等信息。其次,检索已有的古道研究学术成果(包括网络信息资源),归纳和总结古道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对网络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和甄别。再次,行走古道,进入古道上的古村落,访谈村民,了解村落的“活态的”历史文化事项。团队成员沿途观察记录、搜集散失和流布在古道上和村落里的历史文献、物质遗存、非物质文化遗存,以及古树名木、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最后,访谈关键报道人,重点访谈社区村民、旅游企业的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了解他们作为古道休闲供给方,是如何面对古道商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和机遇。
四、古道上的景观再生产
1.月山古道和月山村的民宿老板
月山古道在浙江丽水市庆元县的南部,位于该县举水乡与安南乡交界处,月山古道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从东口到举水乡的月山村,另一个从西口到安南乡的吾祭下村,可行走的古道长约4公里。中途经过的自然景点主要有香炉尖和百花岩,香炉尖是浙闽边界第一高峰,半山腰有连绵三千亩的草场,香炉尖山顶只有三四平方米见宽,但登高望远,别有一番风光。百花岩在安南乡百花山顶的悬崖间,面积十余平方米,石面平坦如桌,四季盛开各色野花。古道中除了有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望月亭”之外,最为耀眼的是古道上的月山古村。据《吴氏宗谱》记载,月山村自古系浙闽通衢,月山古道连接福建寿宁、政和、福安和浙江泰顺、平阳等县。月山村开基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明末清初,重新规划后的月山村十分讲究风水布局:民居在东,寓意人的前途如旭日东升;寺庙在西,因为佛神在西方;荐元塔矗立在南偏东方位,主文昌,寓意子孙后代文运昌盛;祠堂在北,意在让先祖佑护后人。月山村中的举溪长约1公里,据清代《吴氏宗谱》中所绘“举溪全貌图”记载,流经月山村的举溪上曾有10座廊桥,现在仅存如龙、来凤、白云、步蟾、秆坑5座桥。“吴文简祠”是月山村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宗祠,是为奉祀举水吴姓的一位远祖吴文简公而建。村中的马氏行宫(又称湖山圣殿)位于如龙桥东侧桥头,坐东朝西,始建于明代,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改建,扩建两廊,形成现在规模。
月山村的乡村旅游采取的是典型的“政府引导,村民参与”模式。大约在2003年开始,举水乡在庆元县政府的推动下,鼓励村民以农家乐的形式发展乡村旅游,把月山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旅游化”。其实所谓的“历史文化资源”指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社会的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重新修建的古桥、宗族祠堂、宗教建筑以及地方性的祭祀活动和民间信仰的文化复活。如今,村民翻修了村中主道两旁的民居,开设了农家乐,在屋前挖了通水渠,放养金鱼等。遗憾的是,统一的风格改变了原有的村貌京天红炸糕,渐失“半月状”的村貌形态。
吴CG是现在月山村的村主任,他开设了月山村第一家农家乐。2008年,他在当地县政府的支持下开设了农家乐,农家乐兴盛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有不少城里人到月山村旅游,参观古村落的历史景观建筑和文化遗迹,于是饮食业因此而生。他对古道休闲的市场机遇不看好,原因很简单,古道行者是“流客”不是“游客”,他们只是借道而过,愿意在月山村停留,参观这里的文化古迹,但不消费,既不吃饭也不住宿,没有市场前景。吴CG 认为,地方政府没有,也不会为了开发古道休闲而投入建设资金,或者制定专门的旅游发展规划,因为地方政府里的旅游、文化等职能部门,还没有认识到古道旅游可以带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过,他承认,现在的“过路客”(古道行者)比“定点游的”游客多,不过他们最多买水、点心而已,其他可能的旅游消费都没有,因为他们多数人已经自带了!
2.徽杭古道的商业化:成功还是失败?
徽杭古道西起安徽省绩溪县伏岭镇,东至浙江省临安市马啸乡,位于清凉峰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北侧,北靠黄山,南依天目山,全长15公里。鱼川村是古道的入口,入口处有徽杭古道的售票点,进入之后可以看到徽杭古道的宣传牌,景区内的游步道用水泥砌成,路的对面可以看到被称为“泗州神”的天然石像,因山崖的断层处形似人脸而命名。检票口上面的木牌题刻“径通江浙”,此处可以看到当代中国诗人汪国真的题字。检票口旁墙上绘有曾走过徽杭古道的名人,其中就有号称“绩溪三胡”的胡宗宪、胡适、胡雪岩。古道起初的路段是较为平整的石块路,路上有磨盘石和将军石,所谓“将军石”是因为山谷对面断层形似立人而取名,古道右侧是小型的逍遥水库古力加那提,再往前行,出现岔路,岔路右边为逍遥栈道,在河道右侧,岔路左边为石板路,一直向上,河道被称“逍遥谷”。拾级而上,到达“江南第一关”,这是清凉峰第一个休息点。
离开“江南第一关”所在平台时,可以看到“二程庙”。往前可以看到“佛掌峰”(对面山峰的形状类似一掌五指)。路上耸立一段碑文,为宋宝祐年间题刻,石碑上刻有“祝三路会”碑文,镌刻于中华民国7年(1918)。“祝三路会”在晚清后期渐成雏形,它是当地祝三村村民自发组织的互助慈善的护路组织。行至“施茶亭”,可以看到一个小型的祠堂建筑,内有灵牌,上书“佛祖灵山”。走过施茶亭,古道开始崎岖不平,大多是简单平整的泥土路,路的台阶是用木头和泥土筑成(一根长木做主干,两根短木在两旁支撑)。泥路的尽头是“下雪堂”,这里的墙上挂有或写有很多组织、驴友团、旅行团等留下的标识、横幅或文字。“下雪堂”往下,道路变为单调的上山台阶,走完台阶及一段较为缓和的碎石路,来到顶峰“蓝天凹”。蓝天凹风景较为开阔,之后为下坡路,路上看到茶园,古道最后的一个休息点被命名为“入胜长廊”。最后到达古道终点:永来村。此处设有售票处及地图标识,表明是古道的另一个入口。
在浙江省的古道中,徽杭古道的旅游开发是最为成熟的。某旅游公司的现场经理王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公司投入很大,但产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从旅游规划、市场营销到古道维护、景点设计等,花费巨大,但现在除了门票收入,其他的像餐饮、纪念品、住宿等产业,几乎没有收入,还被当地的老百姓抢了‘市场’,他们就在自家的门口开小店,办农家乐,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公司投入,村民得利”呢?王经理认为主要原因是古道景观分散,无法聚集游客;游客只顾匆匆赶路,对文化景观不感兴趣;古道游客都是“有备而来”,不需要景区提供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以及地方政府对跨界古道管理的权属问题,导致旅游公司不得不付出较大的管理成本等。
3.苍岭古道上的“文化争夺”与开发计划
苍岭古道位于丽水缙云县与台州仙居县交界的苍岭山上,是古代婺州(今金华市)、处州(今丽水市)通往台州的主要交通要道。苍岭古道缙云段约25公里,苍岭山的最高点是海临尖,海临尖往下走便到达了南田村。横溪镇苍岭坑村到缙云南田村近十公里的古道,最具有自然风貌和人文气息。横溪镇镇政府为开发古道旅游,方便旅游车辆进出,把苍岭坑村至龙王殿这段古道修建成水泥路面, 仅剩龙王殿至南田村段不到五里路, 因要翻越苍岭,故幸存下来。
苍岭古道历史上是一条典型的商旅古道。从晚唐开始,在仙居境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内河商业中心,从海盐县等地熬制的食盐,经浙江的第二大河流椒江,逆水而上,再经永安溪到达仙居的皤滩镇,皤滩镇因此成为一个盐埠。南宋以后,海盐县的海盐经船运至临海,沿临江而上,经永安溪到皤滩,再由陆路经横溪镇头坎下村,过苍岭,上南田村,过冷水村最后到壶镇,然后转到金华、义东磐安、永康等浙西地区。苍岭古道最险峻处在风门,风门正处于缙云和仙居两县交界处,此处还有一座“龙王庙”。龙王庙规模不大,门口居然写着“禁止佛移入”,寺庙里并没有佛像,替而代之的是一些佛画像。按照现在的地理边界和行政管辖,龙王庙位于仙居县境内,但明清时期,一直到中华民国初期,“龙王庙”所在的区域曾经一度归于缙云县管辖,五百年来,期间数次“易主”,行政管辖权的变更直接造成了地方信众对“龙王庙”所有权和神谛信仰宗主地位的抢夺。
现在看管寺庙的陈姓村民来自仙居横溪镇的苍岭坑村,他说,现在缙云的村民和其他外地来的都可以来烧香朝拜,但龙王庙的管理权必须归属于仙居县。据说几年前的一个晚上,由于看管寺庙的人不在寺庙里,缙云来的一些信众把龙王庙里的佛像抬走。龙王庙至今不敢放置“佛像真身”,而是藏之于仓库,每年祭祀的时候再抬出来,平时的寺庙里就用佛画像替代。民间信仰的民间争斗背后一直都有官方的“影子”。当地民间传说这样的轶事:以前,如果处州的知府来龙王庙进香,台州的知府也必定会来,要不然,台州一地会“民怨沸腾”的。
时至今日,在横溪镇陈镇长的眼中,龙王庙的价值不在于信众间的“信仰争夺”,而在于这座位于古道上的龙王庙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精彩的访谈。
问:横溪镇为什么出面开发苍岭古道?
答: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我们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苍岭古道在我们横溪段是最精华的部分,自然景观和文化积淀都很深,现在大家游古道的热情很高,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商业开发机遇。
问:苍岭古道是线性资源,横溪段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如果只开发一段,可能会有问题。譬如走古道的人肯定不会“到此为止”吧?
答:所以我组织和安排我们县古道协会的成员,来勘探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境内进行开发。
问:这个怎么可能?行走古道者不会走回头路的,一定会走完古道全程的。譬如从你们横溪镇的苍岭坑村到缙云壶镇的苍岭脚村,或者从苍岭脚村到苍岭坑村。
答:我们现在让古道协会的驴友走出一条新路,到“风口”下面一点就转向,开辟新的道路,延续到之夫村。这个村原来清朝乾隆时期很繁华,很多盐商经过这里,打尖住店什么的。现在由于“并校撤村”,村民为了子女的教育,全部搬迁到横溪镇和皤滩镇去了,现在说是空心村。如果古道旅游开发起来,只要有游客来,村民就会再回来,开餐馆、民宿什么的。
遗憾的是,数年过去了,横溪镇的古道旅游至今也没有发展起来,之夫村依旧“荒无人烟”。
五、从自然旅游到人文旅游
当今的古道既是古人留下的足迹,也是今人沿着“古人的路”再走出来的,而古道休闲衍生出来的古道文化则是基于古道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再生产的结果。已如前述,古道文化的再生产经由三种方式而形成。第一,自然景观的文化解释。古道沿途的古树、奇石、溪流、花草、山川等自然景观无不被赋予了“文化的意义”,如徽杭古道上山崖断层处,因形似人脸而命名的“泗州神”的天然石像、因形似立人而取名的“将军石”,形似一掌五指的“佛掌峰”,乃至于涓涓小溪而为“逍遥谷”等,还有随处可见的“古杉树王”“美女峰”“龟寿石”等,这些是当下中国旅游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自然景观的“文化解释”现象。第二,历史文化要素的“资源化”。徽杭古道上的“江南第一关”“二程庙”“施茶亭”“祝三路会碑”,苍岭古道上的“龙王庙”;月山古道上月山村形似“月型”和隐含传统风水观念的格局,古村里的廊桥、宗祠和宗教建筑,苍岭古道上的“龙王庙”,徽杭古道上的“绩溪三胡”等,这些历史文化遗迹和文化名人,原本与古道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为了古道旅游文化的打造,把它们资源化。第三,再生产/构拟新的文化景观。譬如古道上的施茶亭、凉亭等已经再造为现代风格的景观建筑;构拟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记载的杭徽古道上“三胡走古道”的文化想象;把徽杭古道上原本属于祠堂建筑的文化特征视为“佛祖灵山”等。
西方自然旅游崇尚野径的“原始性”“自然性”和“环境主义”的价值观,为什么浙江古道的休闲旅游却热衷于对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的再生产呢?显然,古道休闲旅游的开发者试图以此唤起古道行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从而达到开发以游客和市场导向为基础的商业市场。其实,我们的实地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古道行者对古道历史文化的认同度较高,但相关的人文知识知之甚少;对古道上人文景观的满意度较低,对自然景观的“文化解释”认同度更低。可见,当下古道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再生产的方法、内容和呈现方式等均无法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更重要的是,文化景观的再生产与地方社区的民众及其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Ken发现,亚太地区的民众传统以来就认为自然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自然”不但被视为人的“文化信仰及其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就连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Ken Taylor,Jane Lennon,2011)。因此,文化景观中融合了人、社会结构以及自然环境有关的生态景观,是一种融合“自然与文化,物质和非物质,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为一体的实体(Rssler, M., 2006)。亦即中国文化语境里的“天人合一”宇宙观。
基于市场供给方的立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探索在商业化框架下挖掘和实现古道休闲文化的市场价值。第一,休闲市场的培育。市场培育既是商业市场和商业机遇的创造,更是一个休闲文化和价值观的培育。这就需要加强休闲文化的比较研究、古道文化与区域社会研究、环境人文教育,霍小红以及倡导古道休闲的生活方式,网络自媒体上的“自我呈现”等。第二,休闲市场的规划。市场规划应该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专门性的古道休闲发展规划,建构体系化的休闲产业发展战略,打造以“文化休闲和自然保护”为主导的线路遗产旅游景观带,从而引导市场主体经济参与其中。第三,休闲市场的开发。以相关企业为开发主体的户外装备休闲产品研发、生产、营销、定价等血蟒传说,也包括再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相应的有偿服务,譬如组织古道休闲活动,策划“古道亲子游”活动,以及古道“非商业价值”的市场评估等。第四,基础设施的建设。古道即是“今道”,由于年久失修甚至废弃,古道需要基本的土石补足,以提高道路的通达性,同时也需要对古道上的文化观景构筑物进行修缮。既要发扬和再续传统古道修建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慈善捐建的义举,又要倡导现代的市场参与的营利性市场开发模式,譬如引入公私伙伴关系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实现市场多元主体共赢的市场机制。第五,古道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激活古道原有的“种子文化”,挖掘、凝练和活化沉寂的古道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基于古道的线路文化特征,合理利用和积极保护古村“活态的”非物质文化形式,让古道休闲的参与者在活动和文化记忆的体验中,体悟到古道文化的魅力,或让古道休闲的参与者创造新的文化形态,或有序引导休闲者沿路“留痕”,划定专门的公共区域,让古道行者题字、涂画等。
我们可以看到,月山古道、徽杭古道和苍岭古道的文化开发尽管基于各自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内涵的不同,再生产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历史景观,但其实质都是沿袭旅游目的地再生产的路径依赖:门票经济、景点建设、住店购物、餐饮服务等。同样地,在我们行走过的其他旅游开发的古道中,无一不是与此类似。其实,与一般的乡村旅游不同的是,古道休闲模式存在的商业潜能不在于古道上具体的自然景观和所谓的“文化景点”,而在于古道“线上”的“景观带”以及提供的商业服务上。因此古道休闲文化再生产的一方面要基于古道的“线性”而非古道上的“地点”的整体观;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人文景观”而非“环境景观”的立场。这就需要我们从大旅游和大市场的视角,探求古道休闲文化的商业潜能。譬如建立系统化的古道休闲市场机制和产业体系,从市场培育、市场规划、市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古道文化的再生产等方面,对古道休闲进行文化潜能的挖掘,避免“历史想象式的”再生产与古道有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来迎合以“游客需求”和“市场导向”为目标的旅游开发。
参考文献
罗德胤,2013.仙霞古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乔治·马库斯,2011.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3).
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2012.重返“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赵旭东,2015.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J].民族研究,(1).
周恩宇,2014.道路、发展与权力[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周永明,2010.道路研究与“路学”[J].二十一世纪(香港),(8).
周永明,2015.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的生产、使用与消费[J].二十一世纪(香港),(4).
George E. Marcus,1995.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
Ken Taylor,Jane Lennon,2011.Cultural Landscapes: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 andNatu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17, No. 6,November.
Lusine Margaryan,Peter Fredman,2017.Bridging Outdoor Recreation and Nature-Based Tourism in a Commercial Context:Insights from the Swedish Service Providers [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and Tourism,17.
Melville Saayman, Armand Viljoen,2016. Who are Wild Enough to Hike a Wilderness Trail?[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14.
Rannveigólafsdóttir, Micael C.Runnstr?m,2013. Assessing Hiking Trails Condition inTwo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the Icelandic Highlands [J].Journal of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3-4.
Rssler, M.,2006. World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J]. Landscape Research, 31 (4).
Saarinen,J.,2014.Nordic Perspectives on Tourism and Climate Change Issues[J]. Scandinavian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14(1).
【文献引用格式】刘朝晖.文化景观带再生产:浙江古道休闲文化旅游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0-56.
人类学乾坤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执行主编:佛子
编辑:李菲、林敏霞、王华、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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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31】人类学乾坤丨2017年推文·第一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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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8079·人类学】朱炳祥 | 事·叙事·元叙事:“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体论考察
[30]【2018080·教育人类学】孟立军:《贵州民族文化传承的课堂民族志研究》出版
[31]【2018081·人类学】范可丨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
[32]【2018082·教育人学类】吴晓蓉丨我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审视
[33]【2018083·教育人学类】《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目录
[※]【2017150·学术资讯】2018第十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第一号通知※ 温馨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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